历史上的今天，1996年2月3日，中央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由当年25岁年轻指挥李心草指挥了马勒第一，奏成绝响！
《中央乐团史》是香港人周光蓁花了近十年时间采访原中央乐团艺术家并收集资料，整理写出七百多页的作品，由香港三联出版社于2009年底出版。该书记录了中央乐团从建立，经历的历次运动，与世界级大师的合作，直到96年的终极改革结束了“中央乐团”这个“老字号”。总之，做为一名圈外人，通过努力写出圈内人所无法完成的东西，所付出的劳动还是很令人敬佩。虽然李德伦女儿对此书颇有微词，认为作者站在了少数不支持改革的人的立场上，是“戏说”而非“正史”。但别忘了，此书并不是“中央乐团改国交之史”，而是整个40年的历史，国交改革只是整个40年里最后几年的事情。建议对新中国音乐史（尤其是交响乐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应该找来读一读。
本书附赠CD一张，收集中央乐团历史录音22段，从早期单声道的，到最后一场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该CD由雨果老易处理制作，其中单声道部分达到不错的效果！
奏响中国现代史
——一个乐团·集体荣辱
【明报专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下令乐团在翌日照常演出。毫无办法之下，成员流泪改奏《国际歌》等以作悼念。但乐团不顾禁止戴黑纱、白花，或送花圈等警告，由李德伦带领，全团就是戴上黑纱、白花，还挪大花圈，迳往寒风刺骨的天安门广场作悼念。
「中央乐团是个罕见的现象：有高度的技巧但又不懂得怎样演奏布拉姆斯。这样的乐队简直是个奇迹，世间难寻，」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1978年首次指挥中央乐团后如是说。
用「奇迹」来形容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首队国家交响乐团绝不夸张，但不是因为懂得拉奏布拉姆斯与否，而是因为它所经历的40年（1956-1996）。
1999年，已故中国指挥大师李德伦向我讲的一句：「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让我踏上访查这个已经不再存在的旗舰乐团的不归路。由于乐团已作古，资料只能靠零散搜集。在京港两地图书馆搜集文字纪录，翻阅加起来有近几百年的官方中、英文传媒，然后拿录音机，走访四散世界各地的老乐师作口述历史，成功访问了百余人，其中单是指挥已有20位，包括香港的叶咏诗。
十年访查，始发现中央乐团是个被遗忘的艺术宝库，记载二十世纪下半叶交响乐艺术在神州的发展历程，还有在那个大时代乐师们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震撼。用已故创团团长李凌的话：「中央乐团和祖国的命运一样，有过胜利，欢笑，也有曲折痛苦，甚至有过血污。」
「革命文艺战士」：不正常年代下的例外
中央乐团的40年是一群尖子乐师既求生存、亦为追求拉奏贝多芬等西洋古典的奋斗故事。由于身处京畿政治暴风眼，它无可避免地涉及几乎所有国家大事：百花齐放、反右、大跃进、中苏交恶、十年文革、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等。交响乐团作为一个进口艺术品种，演的又洋又古，在那革命和民族化的年代可谓爱恨交织：对外是橱窗的精品，对内则是唾骂的箭靶，它的荣辱起跌与国家命运紧扣在一起，而过程中亦把贝多芬、莫扎特卷入政治漩涡，演出与否更一度成为国际观察中国政治的寒暑表。最著名的例子是文革结束后乐团突然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还广播至欧美各国，全世界为之侧目，纷纷以「要闻」报道。演《贝五》登上头条固然不正常，但也正好反映那个年代的不正常。
那个年代的不正常是人所共知的，连中共中央在1981年都搞个决议加以否定，用不花十年写上60万字的大书去说明一个既知的事实。但《中央乐团史》记载的，恰恰有别于一般的想当然，乐团成员所经历的，也非刻板一块，而是充满人性在大时代冲击下的不同反应，有为理想的，也有为求存的，但更多的是为中央乐团牌匾下的集体荣誉。
文革十年，一般都想到红卫兵、四人帮乱世的一段历史。然而中央乐团作为江青御用样板团情就很不一样。乐师们既享受「革命文艺战士」崇高身分，出入人民大会堂演奏《交响音乐沙家》等样板戏，但亦同时受各场政治运动的洗礼，其中所谓清除「五一六分子」导致四名乐团成员自杀、小提琴家杨秉孙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首脑被囚十年、作曲家瞿希贤亦被指为「叛徒」囚在秦城监狱达六年，还有近百人下放到干校劳改等。「那时我们都疯啦！」中提琴乐师简召祥生前激动地说。
另外，一般都说文革中期军宣队进驻各大单位进行军管。但可曾想到军代表之间对执行上级指令有不同处事方法甚至看法？派到中央乐团的一位广州军区军官出于对人的最基本尊重，竟然不顾上级给他拍桌子，为乐团成员说情，给当时风声鹤唳的形势添上一丝人间温情，成为中国版的「舒特拉」。
但中央乐团最出位的，是在文革后期竟然公开和四人帮对干，还不止一次。1975年10月，全团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足本的《黄河大合唱》，是文革十年的唯一一次，这跟毛夫人下令「留曲不留词」而改编的《黄河钢琴协奏曲》打对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下令乐团在翌日照常演出。在没办法之下，成员流泪改奏《国际歌》等以作悼念。但乐团不顾禁止戴黑纱、白花，或送花圈等警告，由李德伦带领，全团就是戴上黑纱、白花，还挪大花圈，迳往寒风刺骨的天安门广场作悼念，且有图为证。
由下而上：还原老乐团面目
以上例子只是跟百余人访谈中印象较深刻的部分片段，七百多页的书中记载乐师们的口述历史，多以原话刊登。以交响乐演奏来看中国现代史，带来新的观点和角度，这是本书的原意之一，希望能补充一般从上层政治往下看的惯常做法。
本书作为一部关于乐师们的集体传记，主心骨仍然是乐团及其音乐活动，但叙述的过程中尽量连接当时国家政治大气候。中央乐团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治，它成立于1956年的「百花齐放」是如此，它完结于1996年的结构改革也是如此，40年音乐——政治排名不分先后。1975年从干校特赦担任《黄河大合唱》朗诵的王廷瑛把团史形容为「彷彿摄影镜头，长焦距的特写，短焦距的广角，构成一部多方位、全视野、工笔精彩的历史画卷。」这正是本书所追求的特色。
但本书更大的目的，是要给老乐团还原其本来面目，在乐师们步入耄耋之年之前尽力拯救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随中国近年的急速发展，乐团40年艰苦求存的珍贵集体回忆正迅速淡出人们的记忆。古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似被「一切向前（钱）看」所取代。加上为推行1996年改革，宣传机器大肆把老乐团形容成为非下重药改革不可，以至今日提起中央乐团，人们只想起一个已被新陈代谢的前乐团。这样的认识，未免有点儿像中国古代前朝末代皇帝必为「废帝」。中央乐团在1996年改革前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少，但它的历史不是问题重重的四年，而是40年。
文革和改革是本书墨最多的两记事件，各占十三万字，访查的力度也是最重的，因为涉及的人和事都极为错综复杂，而且都牵涉到高层政治，不是闹玩的。可幸的是，大部分当事人或知情人都愿意提供资料，有口述的，也有文字材料的，例如文革前江青到访中央乐团，乐师们都侃侃而谈，另外文革期间多次内部指示，都原话引用，不少还是首次曝光的。至于1996年的改革似乎较文革更触动众乐师的情绪，包括年届89的老指挥韩中杰，为本书写《序》竟然作自我批评，为他有份参与改革而伤了人们的心「感到内疚」。
不愿回忆，未敢忘记
在此得补充一句，本书旨在记录历史，不在于评价其是或非。历史本身是无情的，它就是如此这般发生了。这是我所作访问、梳理资料的一大原则。坚守这条原则有时是很痛苦的，尤其是要问一些明知会刺痛受访老人心灵的问题（例如问为何文革要打人、逼供），但却是必须的，因为代价已经付过，而且是相当沉重的。正如哲学家桑塔亚纳所言：「不记取过去教训的人，注定要犯同样的错」。
本书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发会上，年逾八旬的著名钢琴家周广仁看到书中刊出六十年代一家四口天伦照片，在讲话中不禁悲从中来，在场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我亦立刻上前安慰，周教授反而表示感谢，说未想到丈夫陈子信（曾任中央乐团队长）文革去世40多年后仍有人记得，这件事她一直不知怎样及如何发生，也不想知，赫然发现书中竟然有一个专题来记述陈氏之死，情绪一时失控。
《中央乐团史》正是这样一本全纪录，包括一些让人不想回忆，但又不敢忘记的往事。正如我在会上所言，落笔的三大原则是：忠于史实、对事不对人、团史的完整性。最后的一点是很重要的，乐团的发展历程是40年，是有机和连贯性的。如果只抽出某事件来判断乐团如何如何，就等于一首四个乐章的交响乐，抽出某乐章的几个小节那末不完整。明乎此，八九年全团往天安门给学生奏乐便不难理解。
首发会当日气温只有二度，但老乐师热情参与，个别还从京郊远道而来，甚至抱恙的，例如年届92高龄的前文化部部长周巍峙先生便是患感冒亲临，难得与五十余人济济一堂聚首。周老讲话前有老指挥韩中杰和作曲家吴祖强讲话。由于三人在国内音乐界都属重量级人物，他们对本书的肯定，都令我稍松一口气，这个题目毕竟是属于他们的啊！之后乐队前首席张应发讲话时更代表乐师们向我鞠躬。凭良心说，没有他们活的精彩40年，我如何也写不出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在会上看见老人们拿着关于和属于他们的团史时的欣悦表情，真不枉十年工夫。
——文／周光蓁
文章日期：2010年1月4日